元宇宙所依赖的很多技术，已经有了较长历史和相对成熟的技术标准，这些现行有效的技术标准又是依法律制定的。

例如，元规制治理模式强调政府规制应建立在市场主体自治优先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一种政府消极干预模式。这是一种无需法律的秩序模式，其看到了技术创新对治理模式和治理技术的贡献，但技术是否必然中立且自治、技术自治的伦理前提和政治基础为何，还需进一步思考。

更重要的是，在元宇宙中履行政府监管职能依赖于平台技术支撑。在元宇宙的技术研发、商业开发、社会关系网络等层面，均涉及诸多具体法律问题。上述二元区分，对于元宇宙这类复杂事物来说不够立体。（二）元宇宙分层治理的法治化 元宇宙可分为技术层、商业层、社会层，分别对应元宇宙的技术研发、商业开发和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元宇宙从实验室走向社会的不同层次，也代表着元宇宙作为数字公地的公共性不断增强、需要法律干预的必要性逐次增加。亦即，可以将关于元宇宙治理目的的讨论转换为一个经典法理问题：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在什么情况下受到法律限制是正当的，或者说法律对自由的干预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证成。

2.虚拟身份的不平等性 元宇宙是否有利于克服人与人在自然禀赋上的某些不平等？乐观主义者认为，个体能够完全按照自身意愿在元宇宙中创造一个或者多个虚拟人。过于强调通过区块链将决策权力归属于智能合约或专家精英，将导致富人主导、代表性不强、权力集中化、激励不对称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了解这一民族的精神，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法律。

并且这种制度并非孤立于社会之外，而是体现为整体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他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要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但是，‘分权学说绝不是一套简单易识、毫不含糊的概念。职能分权则是强调由不同的机构来担负不同性质的国家职能，是一种民主制度基础上的内部权力分工。庞德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就告诉我们：19世纪乃是历史观支配的世纪。

行为人所应遵守的规则，首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所给他的强行命令。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等学者即为娴熟运用此一方法的杰出代表。

正如美国学者纳什-亨奇克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回溯到霍布斯的亲身体验，正是这些经验促成了他的思想。这些人群期望国家匡扶正义、解民倒悬，由此道德向提倡社会本位、维护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道德转化。在法学中，不仅有法律史这样一门研究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的专门学科，同时采用历史分析法来研究具体的制度、思想、学说、观念，更是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学术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效忠，权利和义务都取决于个体身份，个体很难从血缘关系的网络中挣脱出来。

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至少在大部分学生中会有这种感觉。寻找思考历史问题的最佳视角，清晰地展示制度、思想、观念的演变历程。即使在今天，它在美国宪法中依旧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样，如果法学家不熟稔本民族特有的精神意识，也不可能编纂出适合于这一特定民族的法典来。

要强化制约，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当然，以上还只是就对个别法学家、思想家法律思想的研究而言，而如果是一个时代、一个流派又或者如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那样的研究，则情况会更加复杂，尤其需要研究者的法学素养与解构能力。

而这种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法律的分析，因为严格说来，法律是凝结的历史，法律是以人类的史实为依据而发展的，所以对法律进行历史考察，联系历史实际来研究法律和法律现象，是合乎科学的方法。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

没有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也不会在公法、私法之外诞生出新的法律门类——社会法。或许这其中就包括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然状态的虚构。以往我们将权力分工理论视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恰恰是混淆了阶级分权与职能分工两种不同的分权理念。这正是现代法律的文明所在，进步之根。第二，契约的内容不同。对这些重要观念的分析与解读，是理解法律发展与进化的钥匙。

有了历史素养、系统眼光，就能选准观察问题的最佳视角，并在系统的观照中得出科学而可信的结论。比如，对自己的论点有利的史料即加以引用，与自己论点相左的史料则视而不见。

结语 以上我们从历史分析方法的内涵及意义、历史分析方法的具体路径和具体运用上，勾勒了历史分析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借助于繁杂的历史资料与制度文献，孟德斯鸠一方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炼法律原理，例如他言道：事实表明，单纯依仗权威总是显得那么笨拙，以至于得出了一条公认的经验，那就是，只有施行仁政才能实现繁荣。

另一方面，孟德斯鸠还注重对历史事例的评述，以此来提炼法理。所以，霍布斯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就是一个拥有巨大能量、能够保障社会和平与秩序的利维坦。

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所以，庞德在对梅因的理论进行评价时指出，梅因有关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过程的概括，实际上是根据法律制度作出的一种具体的政治解释。因此，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指出了个人人格状态的一种根本性变化，即个人从依附于家族社会国家而转变为独立、自由和自决的个人。勃艮第国王贡德鲍规定，小偷的妻和子如果不告发，就降为奴隶。

其次，通过观念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对一个法律上概念的来龙去脉有清晰的把握，特别是通过追溯它的语源、流变与现状，既可以知晓这一观念源自何处、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又可以明确其在历史上经历过怎样的发展阶段，现今的学界共识是什么。为了弄明白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的相关内容，人们还需要运用一些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的概念和推理。

形成可信、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达成鉴古知今、回应现实的研究目标。三是研究者常易尊重历史事实、忽略现在环境，而使法律陷于保守。

学生是如此，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在制度史的研究中，仍然要强调史、论的结合。此身份非同彼身份：同一身份之下人们的权利义务完全平等。

所以，正确地运用历史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对历史上的制度、学说、观念等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也能够鉴古知今，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法学理论的深化提供助力。与此同时，依据旧有的共同体道德标准建立起来的信仰、职业和身份观念正日趋瓦解，而新的道德观还未被接受，于是，道德信仰就显得飘忽不定起来，这一感觉缺乏某种确定性，总之，‘不想享受个性自由。19世纪末发端的法律社会化运动，就与这种道德观念密不可分。就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演变而言，没有斯多葛学派自然法观念的传播，就不会有罗马法的发达与进步。

可见，一个重要的法律观念，并不会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失去其意义，它会在思想家的不断解读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可以就某一法律部门进行历史分析，如民法史、刑法史研究，也可以就某一特定的具体制度进行专门研究，如对中国历史上强盗罪追根溯源的分析。

所以，以史料为基础，以史眼（即观察视角）为依凭，最后形成史识（即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总结），是历史分析方法的基本要旨。对此习近平专门提到不能数典忘祖的问题，指出：我们的先人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

众所周知，任何法律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历史根源，也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因而，要研究法律现象，发现其运行的规律，就必须历史地对之作出考察。在奥克肖特看来，近代欧洲主要有三种道德形态，其交替过程深刻影响着近代欧洲的政治：第一种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共同体道德，它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们之间不仅要相互合作，还应互帮互衬。